赞比亚开国总统肯尼斯·大卫·卡翁达（Kenneth David Kaunda）于2021年6月17日因病去世，享年97岁。
卡翁达领导赞比亚脱离英国独立，并于1964年执政，直至1991年。赞比亚政府随即宣布，全国进入21天的哀悼期，暂停一切娱乐活动并降半旗志哀。南非、等非洲国家也纷纷举行全国哀悼，向这位去世的非洲领导人致敬。
1964年5月，独立前夕，北罗得西亚总理卡翁达抵达伦敦，他当时是英联邦国家最年轻的总理。
7月2日，赞比亚政府在首都卢萨卡为卡翁达举行国葬，多国领导人、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与卡翁达亲属等出席葬礼。7日，他的遗体被安葬在位于卢萨卡的总统墓地。赞比亚政府决定于2日和7日全国放假，以便民众有机会与卡翁达告别。赞比亚总统伦古说，疫情期间不能举行大规模聚集活动，希望民众通过观看电视、互联网直播等为卡翁达送行。
早在赞比亚独立的第二天（1964年10月25日），卡翁达便宣告与中国建交。在位期间，他曾四度访问中国，并于前两次见到了。中国民众对这一遥远中非内陆国家的最大印象，除了声名远扬的援外工程——坦赞铁路，便是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了。
6月22日，中国国家主席习就卡翁达逝世向伦古致唁电。他在唁电中指出，卡翁达先生是国际知名的非洲独立运动领导人、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也是中赞关系的奠基人，生前积极推动中赞各领域友好合作，同中国领导人结下深厚友谊。中国人民将永远铭记他为中赞关系发展作出的卓越贡献。我愿继续同伦古总统一道，深化中赞传统友谊，扩大各领域友好合作，推动中赞友好事业发扬光大，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他生前最后一次来华是2011年11月，身份是时任总统萨塔（Michael Sata）的特使。周欲晓时任中国驻赞比亚大使，在卢萨卡国际机场为卡翁达夫妇送行，盛赞其名声在中国家喻户晓，并感谢他不顾年迈而继续为两国友谊奔波。卡翁达夫人动情坦陈，这很可能是他们夫妇最后一次访华，必将珍惜这次机会去感受中国人的深情厚谊。
两个月前，萨塔当选赞比亚总统。他在政坛上以穷人代言人而闻名，是个具有魅力的平民主义政治家，最鲜明的从政口号便是重新分配国家财富。他多年来倡导要将国家的经济支柱——铜矿国有化，其中最吸引眼球的一项举措是“赶走所有中国人”。
铜价暴跌时刻，西方公司纷纷从赞比亚撤离，中国有色集团带着20亿美元投资进场，拯救了该国的铜矿业。上台后，曾把中国作为靶子的萨塔立刻改弦更张，派出卡翁达这张“王牌”去北京传递善意。
当时，时任国家副主席习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卡翁达。习称赞说，卡翁达先生是中赞友谊和中非友谊的奠基人，为中赞、中非关系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由中赞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共同缔造的中赞‘全天候’友谊，在中非关系中具有重要地位和广泛影响，坦赞铁路是中非友好的历史丰碑。”
时间往前推到2009年11月，卡翁达当时受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邀请，来接受第二届“中非友好贡献奖”，他还被中国非洲人民友好协会授予“感动中国的五位非洲人”之一。两年前的2007年2月，时任国家主席访问赞比亚时也专门会见了他。
这次中国之行，卡翁达实现了去韶山的夙愿。在韶山同志纪念馆，他看到了1974年2月22日毛在书房会见他的照片，伫立良久。参观人群里有不少人认出了卡翁达，他兴致勃勃发表了即席演讲，还请现场观众跟他一起高呼“One China，one Chairman Mao（一个中国，一个毛主席）”。
这句话套用了卡翁达在赞比亚独立时刻喊出的那句最著名的口号——“一个赞比亚，一个国家”，他当年以一边挥舞白手帕、一边高呼此口号的形象而被国际社会熟知。
这一刻，卡翁达的脑海中必然回忆起1967年6月的首次中国之行，他也是“文革”以来第一位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外国元首。时隔半个世纪，外交部礼宾司原参赞马保奉回忆说，当时中国派出专机去巴基斯坦接上这位赞比亚客人，让他检阅了由陆海空三军加上民兵、组成的“五军”仪仗队，中方还在东单到钓鱼台国宾馆街道两旁安排了数十万群众夹道欢迎。
罗得西亚与尼亚萨兰联邦版图组成，绿色是南罗得西亚（今津巴布韦），黄色是北罗得西亚（今赞比亚），红色是尼亚萨兰（今马拉维）。
作为内陆国的赞比亚，独立后由于支持其他非洲国家搞独立运动，支柱产业铜矿的出口通道被切断。为了打，新生的赞比亚和坦桑尼亚迫切希望能修建一条跨国铁路。
这次会面中，答应要帮赞比亚修铁路：“你们修建这条铁路只有 1800 多公里，投资也只有1亿英镑，没有什么了不起嘛！”卡翁达则投桃报李，承诺赞比亚将会作为革命输出源去帮助非洲那些尚未独立的地区。
中国在1970年至1975年间帮助赞比亚修建了这条铁路，将赞比亚的铜带省与坦桑尼亚的达累斯萨拉姆港连接起来。
卡翁达第二次访问中国是1974年。也是在这次与的会面中，毛第一次完整提出了“三个世界”理论。“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告诉这位非洲客人，“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
在中非外交史上，卡翁达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新华社2019年的一篇文章披露，如今我们习以为常的“全天候朋友”其实是一个外来词汇，首创者就是卡翁达。所以当他退休闲赋在家时，中国几代外交官们争相拜访，并记载了许多鲜活的细节。
王志勇于2004年至2009年担任中国驻赞比亚武官，奔赴赞比亚前就想接触这位自幼耳熟能详的传奇人物。他从前任武官处了解到，卡翁达自1988年访华归来后跟中国使馆少有联系，对改革开放政策颇有微词。
赴任后王志勇去过卡翁达家多次，发现跟赞比亚的部长、将军们相比，他的宅邸极为简陋，家具用了几十年，两台电视机是1980年代的产品，最贵重的物品还是王志勇2008年送的电动按摩椅。2008年汶川大地震，中国使馆设置了吊唁厅，卡翁达专程前来，在吊唁簿上留言时老泪纵横。
2004年夏季起，王志勇几乎每个月都会带着中国援赞军医组的医生上门给卡翁达体检。耄耋之年的他，血压、血脂、血糖都控制得很好。2008年夏季某个后半夜，卡翁达的儿子打电话向王志勇求助，家父病重，半夜不方便找其他人。众人把半昏迷的老人抬上车，直奔医院急诊室，王志勇叫来中国军医陪床。经此一劫，卡翁达的身体状况大不如前，此后很少在公众场合露面。
杨优明在2014年至2018年担任中国驻赞比亚大使，他回忆了初次拜访卡翁达时的情景：“他动作利索、双目炯炯有神，除了有点驼背，完全看不出年过九旬。”临走合影时，卡翁达说，大家拍照时必须微笑。
有一年春节，使馆邀请卡翁达来过节，他不碰烟酒也不吃肉，只吃中方准备的素食。宴会上，他还自告奋勇清唱起自己创作的歌曲——《团结歌》。据说这首歌在赞比亚家喻户晓，激励赞比亚73个部落团结在一起。
卡翁达逝世后，中国非洲研究院于6月24日举办了“第八届大使讲坛：深切怀念卡翁达总统”，来自中非各界友好人士共计90余人参加了本次讲坛。
赞比亚驻华大使温妮·奇贝萨孔达在演讲中说，卡翁达总统为赞中关系和赞中友谊所作出的积极贡献必将为后人所深深铭记。“晚年生活中，卡翁达总统依然致力于构建更加紧密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以相互信任和尊重为前提，全力支持并促进全天候赞中友谊的发展。赞比亚将沿着卡翁达总统开拓的道路，继续扩大与中国的多领域合作、深化赞中两国双边关系、增进赞中人民深厚友谊。”
从世界地图来看，赞比亚地处非洲中南部，东边是马拉维，南部是津巴布韦。在英国殖民时代，它们分别叫做北罗得西亚、尼亚萨兰和南罗得西亚。位于东非大裂谷最南端的非洲第三大湖、世界第四深的马拉维湖，过去叫尼亚萨湖。
1924年4月28日，卡翁达出生在英国的尼亚萨兰保护地，父亲大卫·卡翁达是苏格兰教会的一名牧师。卡翁达牧师1904年奉命去另一个英国保护地——北罗得西亚布道，一家人搬去了钦萨利的卢布瓦。可以说，卡翁达是在赞比亚长大的马拉维人。
马拉维风景优美、物产丰隆，是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人口密度最高的国家之一。相比之下，赞比亚的自然景观乏善可陈。英国殖民地官员查尔斯·邓达斯爵士（Charles Dundas）在自传《非洲十字路口》里描述说，“除了单调没有特色的灌木丛和长着森林的低地外，这里几乎没有什么了。”
英国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尔（Richard Seymour Hall）1950年代在北罗得西亚当过记者，与卡翁达建立了不错的私人关系。他在1966年出版的《赞比亚》一书里，对赞比亚的地广人稀深有感触。
行驶在赞比亚东北部通往坦桑尼亚的“北方大道”上，周围见不到一点生活迹象。他抱怨道：“景色如此单调，没有变化，以致在雨季，司机们常会在泥泞中绕来绕去，走了不少路才发现又回到来的那条路上去了。”
在霍尔写成这本书的时候，国土面积达到法国、比利时、荷兰三国面积总和的赞比亚，总人口只有360万人，其中三分之一人口聚集在铜带省（Copperbelt）。
欧洲人在19世纪中叶来到当地，不过先带来殖民主义的并非英国人，而是葡萄牙人。更早以前，阿拉伯人就活跃于非洲东海岸，乐此不疲从非洲腹地抓人卖到奴隶市场。但此地的历史走向，在英国人塞西尔·罗兹的手里发生了转折性变化。
罗兹从小体弱多病，身为国教会（英格兰教会）副主教的父亲担心他如其他家人一样染上肺结核，便送他去南非的棉花种植园，一边帮兄长打理种植园，一边在温暖的气候中调理身体。
罗兹从此扎根于非洲最南端，兄弟俩后来在钻石矿场上取得了难以想象的成就。积累了巨额财富后，罗兹尝试从政，成为大英帝国开普殖民地（Cape Colony）的议员，并在1890年出任开普殖民地首相。他在1889年效仿不列颠东印度公司，成立了一家拥有皇家特许权的公司——不列颠南非公司（BSAC），用来开发南非和中非地区。
1890年，BSAC的势力进入赞比西河以北。1894年底，BSAC的领土统称为赞比西亚（Zambesia），名从非洲第四长的河流赞比西河。1895年，罗兹将赞比西亚改名为罗得西亚。1898年，赞比西河以南地区更名为南罗得西亚，之前的西北罗得西亚和东北罗得西亚合并成为北罗得西亚。今日赞比亚的国界线，差不多就定型了。
左一为曼德拉，中间是卡翁达。赞比亚独立不是孤立性事件，跟冷战时期整个非洲中部、南部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BSAC的兴趣在金矿，但随着世界对铜的需求量日益增长，铜矿的价值凸显。二战之后，英美资本、技术、人员源源不断涌入这里，让赞比亚在1950年代成为世界最大的铜产区。在大英帝国的版图里，赞比亚等同于铜矿，矿工则成为赞比亚最早接触现代文明的主流群体。
卡翁达出生时，已经是家中的第8个孩子，也是最后一个。有一个牧师父亲，意味着家庭条件还算过的去。可惜的是，卡翁达8岁时，父亲就去世了。
回忆童年，卡翁达在1962年出版的自传《赞比亚必将获得自由》中写道，他至今还记得父亲出发巡回前全家团聚的幸福场景，大家一起唱赞美诗、一起祈祷。他写道，父亲和传教士同事们“从头建立起一个有秩序的、和平的繁忙社会，我回顾起来怀着深厚的感激之情，体会到我该多么感谢早年在那个地方受到的培养”。
受教会照顾，幼年丧父的卡翁达念完小学。1940年8月，赞比亚首都卢萨卡开办了第一所中学，卡翁达为了念书第一次远离家乡。当他通过中学二年级考试、可以继续就读的时候，卢布瓦的教会学校急切需要教师而呼唤他回家。他在初中受过教师训练，因而成为卢布瓦男童小学的舍监。
成长为一名教师殊为不易，拥有两年初中学历的卡翁达可谓北罗得西亚非洲人里面的“高级知识分子”。当赞比亚1964年独立时，时任教育部长透露，当时全国只有960个人拥有中学毕业证。
当了四年教师后，他厌倦了既有的生活状态，开始辗转各地谋职。青年卡翁达的经典形象是，背着一个笨重的背包，头上顶着一箱书、一箱衣服和一捆毛毯，肩上挂着一把吉他。
1924年，北罗得西亚的治理权由BSAC转到英国政府。英国施行间接统治，注重树立部落酋长们的权力。这种做法与法国和葡萄牙相反，为此后的赞比亚和平独立奠定了基础。
当过香港总督和尼日利亚总督的卢加德爵士（Frederick John Dealtry Lugard）在1922年出版的《英属热带非洲的双重使命》一书中解读过这种间接统治：“我们可以用两三代人的时间为黑人做个榜样，然后他们会让我们离开。到那时，我们就把土地交给原来的主人，相信他们会把我们当作比别人更友好的商业上的朋友。”
然而，北罗得西亚的白人移民反感这种做法，他们相信自己更有资格在帝国离场时接过权杖。先是尼亚萨兰于1907年由英属中非保护地改名，南罗得西亚于1923年由当地白人投票成立自治政府，连同北罗得西亚，三者在1953年合并成为“罗得西亚与尼亚萨兰联邦”，又称“中非联邦”（Central African Federation）。
新的联邦在经济上依靠北方铜矿，政治资源却集中在南方，并将首都定在了南罗得西亚的索尔兹伯里（如今津巴布韦首都哈拉雷）。二战后英国的实力日薄西山，面对当地的黑人民族主义者和白人统治者，只好采取了这么一个折中方案：联邦的6人内阁中，4个南罗得西亚人、1个北罗得西亚人、1个尼亚萨兰人。
让当地民族主义者焦躁不安的是，当时南罗得西亚的法律对黑人的种族歧视极为严重。自1940年代中期开始，卡翁达便在索尔兹伯里尝到了严苛的种族政策。公共汽车的售票员要求他出示通行证后才肯售票，他没有南罗得西亚的通行证，但在掏出北罗得西亚身份证时候亮出了教会证件，这起了作用。
之后他来到铜带省的穆富利拉（Mufulira），得到了一所矿工学校的教师职位，妻子则成为当地的小学教师。矿区薪水充满诱惑，吸引诸多欧洲人移民到此，但非洲人的薪水却低得可怜。正是在这里，他对第一次受到种族隔离的侮辱终身难忘。
欧洲人的商店禁止非洲人从正门进入，只能通过侧墙上的一个洞口购物。卡翁达挑战了这一隔离制度，引发冲突。与他相熟的区公署官员为此写了张纸条，让他获得了跟欧洲人同等的待遇，他则在心中发誓，要让千千万万非洲人享受正常待遇。
1946年9月，北罗得西亚非洲人党成立，年轻的卡翁达作为一颗政治新星冉冉升起，在1953年成为大会党的。当中非联邦于1953年建立后，大会党的主要目标便是脱离联邦。该党的参与者都是家境优渥、受过英式教育的非洲人，如卡翁达在内，他们深知跟英国斗争的主战场在英国国内，只需影响英国政坛和舆论。
1949年，卡翁达的同僚——海斯廷斯·班达（Hastings Kamuzu Banda）和哈里·恩库穆拉（Harry Nkumbula）给英国议员和中非洲高级官员写信，详细指出南罗得西亚的政策与北部两个保护国之间矛盾重重。
信中对英国文明大加赞赏，并强调非洲人曾为大英帝国付出巨大牺牲：“为了同一个国王，为了捍卫同一个伸张正义的权利，为了同一个帝国和同一个英联邦，我们的青年人在阿比西尼亚、在沙漠地带、在缅甸的沼泽和丛林里进行过战斗，牺牲了生命。”他们摆出现实政治主张，称唯有三个领地都实现普选，才能接受联邦。
1955年，当局因卡翁达和恩库穆拉藏有违禁印刷品，判处他们监禁两个月。1959年，卡翁达再次被判处监禁9个月。但监狱生活还算舒服，卡翁达在自传里愉快回忆说，当时趁机阅读了大量书籍。1959年10月，卡翁达在狱中成立了联合民族独立党（UNIP），他出狱后担任，这也意味着大会党分裂了。
转机出现在1959年9月28日，英国宣布修改北罗得西亚宪法。随后是一系列典型的英式政治、法律程序上的切磋、争斗，直到赞比亚独立。其间，UNIP搞了一系列小规模骚乱。1961年2月，卡翁达前往伦敦时威胁英国政府称，若不听从非洲人的意见，他将让“茅茅运动变成小孩子的野餐”。“茅茅运动”指的是一部分肯尼亚人在1952年到1960年期间为争取独立而进行的武装暴动。
最终，卡翁达如愿当上了赞比亚总统，恩库穆拉与其分道扬镳，班达则成了马拉维“国父”。卡翁达的强权统治虽被国民所诟病，但赞比亚自独立以来再没有发生过大的动荡。
在7月2日举行的葬礼上，赞比亚总统伦古评价说，卡翁达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卓越的泛非主义者、坚持正义与和平的政治家。他感谢卡翁达为赞比亚所作的贡献，并表示赞比亚人民、非洲人民将永远缅怀卡翁达。